陳為廷被退學關我們什麼事？談成績隱私

本文原刊出於沃草公民學院部落格，因原連結失效，在此重新貼出。

我記得三年前剛到美國念博士班時因為要當助教被送去訓練，訓練中有一個一定要通過的考試叫作FERPA（家庭教育權利與隱私法），簡單來講就是要大家知道知道學生的各種學習紀錄都是學生的隱私；舉凡學生的作業、考卷、成績單、甚至是念哪一間大學以及學費的繳交紀錄，未經學生的書面同意都不能公開。這是一條聯邦法律，大家非常重視。舉例來說，有一次我的電腦壞了，拿去學校的資訊中心修，結果因為電腦上存有學生成績，工程師甚至不能碰我的電腦。

相較之下，臺灣絲毫不把學生的學習狀況視為隱私。很多大學老師為了省事，會把全班成績印出來貼在辦公室外面給學生看。我的中學老師為了激勵學生，每次考完試都印出完整的全班成績單發給每一個同學，從第一名到最後一名的名次都列在上面。補習班和高中總是為了吸引學生而貼出考大學的榜單。還有人做了大學交叉查榜系統，方便備取的學生估算自己錄取的機會。

私人的學習狀況在臺灣不但不是隱私，有時還被當作重要的公眾資訊。這週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陳為廷被清大退學的消息，清大社科院長還親自出來向大家說明退學的前因後果。我可以理解清大害怕被大家質疑有政治干涉而出來澄清，又或許他們是經過陳為廷本人同意後才出來說明的，但我不能理解的是陳為廷被退學關我們什麼事，為什麼一開始要報導。

拿不同國家比較時，「國情不同」是很常遇到的一個回應。確實，公私領域的範圍常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公共場所親熱或哺乳在西方文化是很正常的事，而臺灣目前不能完全接受；公共場所和執法人員身上的監視器在美國是很有爭議的問題，在臺灣反倒是監視器壞了會被大家罵是治安死角；在美國應徵工作時公司不能問你的家庭背景和私人生活，臺灣則連祖宗八代的星座血型都要問三遍；在日本如果拍照有路人入鏡，臉必須打上馬賽克，臺灣人則時常在路上偷拍正妹和可愛的小孩子放上網路給大家看。

界定「隱私」

雖然文化背景會影響隱私的界定，但還是有一些大致的規則可循。界定隱私權的範圍的一個方式是「除了自己主動公開的資訊，或是一般人在公眾場能用合理方式觀察到的資訊之外，都視為隱私」。照這個定義，所有發生在自家的事都是隱私，我自己貼在網路上的公開資訊不是隱私，出門之後身上穿什麼衣服、買了什麼菜都不是隱私，而在廁所偷拍或是跟蹤別人一整天因為不算「合理方式」所以仍算侵犯隱私。這個「合理方式」也可以依各地的文化背景不同調整。

根據以上定義，「我的成績如何」也屬於隱私，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只有老師或改考卷的助教可以得知，而「我有沒有被退學」當然也是一樣。然而，「我讀哪間學校」就不是，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走進哪一間學校上課或是穿什麼制服，除非我每天都讓專車接送上下學。

有理由限縮隱私，讓成績曝光嗎？

有了明確的定義知道成績和就學狀況應該算是隱私後，接下來我們要處理的是主張公開成績有其他好處所以可以限縮隱私權的論點。

一個支持公開榜單的論點是公開的榜單有防弊的功能。這個論點認為成績比較差的人可能靠關係進入比較好的學校，嚴重的話甚至社經階級較高的人可以壟斷教育進行階級複製，而公開的榜單可以確保分數低的人進不了好學校。防弊在東亞文化中似乎特別重要，人們好像不太相信官方的公正性，所以我們的考試總是有很大比例是非對即錯的選擇題，作文和問答題因為容易有主觀影響比重較低，連強調多元的繁星計畫都是看客觀量化的在校成績。榜單防弊這個論點有幾個問題，一是成績不一定適合當作反映學生能力的指標，二是成績和榜單也並不能防止弊端。升學現在常常還有資料審查和口試等過程，真的要靠關係的話就算公佈了榜單也沒有用，總不可能所有的考卷和口試錄音都公開給大家審閱吧？

另一個論點是公眾人物念的教育情況關係到公眾利益：陳為廷被退學關係到這個公共人物值不值得信賴，太陽花是不是學生主導的學運關係到這個活動背後有沒有政黨干涉，反媒體壟斷運動中給杭士基（Noam Chomsky）舉「拒絕中國黑手」的牌子的人是否具有學生身份可以幫助我們判斷這個人有沒有哄騙杭士基，所以中國時報可以直接在報紙的標題上點名質問。這個論點的問題是它認定讀書人比較可信，而且這裡說的讀書是很特定類型的書，如醫學、法律、管理、電機、資工，或是研究所以上的書，而不包括不實用的戲劇、文學或哲學，或是太實用的餐飲、觀光和農業技術。讀書人比較可以信的說法一點道理都沒有，並且可能是源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狹隘一元價值，這不論是從社會多元還是經濟分工的角度來看，都不是好的觀點。

公開成績也可能違反公平正義

除了侵犯隱私，「公開學業成績」另一個很糟的問題是它在很多時候會違反公平正義。當我們細看那些明星學校的滿級分學生，我們很容易忽略弱勢高職中輟生的需求。當老師公佈全班成績來激勵前段學生，那同時也強化了落後學生的挫折感，並可能造成他們被取笑，也就是說這是為了激勵前段的學生而犧牲後段的學生。人本來就會因為遺傳、社經背景、成長環境、年齡等因素而有不同的表現，如果我們因為這些無法控制的因素而認定有些人的價值高於其他人，那是不正義的。我們更不該認定只有教育程度較好的人的政治立場才重要，因為低教育背景的人的意見更可能代表了弱勢者的需求。